1936年，西安事变之后，张学良和杨虎城以“兵谏”的方式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，中国进入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国性抗日时期。

此时，青海的马步芳、宁夏的马鸿逵以及甘肃的马鸿宾构成了西北马家军的主体。

其中，青海马步芳的势力最大。

当时全国的情势，凡为军人，守土抗战的情绪已被拉满。

国共两党，放下芥蒂，表示一致对外，抗日为先。

淞沪战场，蒋介石将自己的家底派出，四川军阀数年的内斗已经停止。

对于各地军阀，抗日的这场战争，即便你不想打，也由不得你。

当然，也有脑子不开窍的，那就是韩复榘。

作为封疆大吏的马鸿宾、马鸿逵以及马步芳，想要完全摆脱全民抗日这盘棋已无可能。

抗战期间，西北马家军最卖力的当属马鸿宾，基本派出的都是自己的主力部队。

抗战爆发后，驻守宁夏南部的马鸿宾部35师被扩编为国军第81军，马鸿宾为军长，其子马敦靖为参谋长。

马鸿宾在81军军官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上强调：

“军人应时刻铭记国家和民族至上，坚守家国，履行职责，坚定决心宁死不屈，坚持抗战到底”。

1938年5月，马鸿宾被任命为绥西防御司令，统一指挥绥西各部队进行抗日。

在傅作义退守山西，绥西战场形势危急时，马鸿宾主动派遣主力81军前往五原至狼山一线布防。

马鸿宾的部队在绥西坚持抗战，屡建功勋。

左二马鸿宾

1939年夏，日寇坂垣师团一部由包头出发，向绥西五原、临河一带进犯。

马鸿宾指挥35师在乌达镇打退日军，取得了绥西抗战的首战告捷。

1939年12月20日，傅作义部与马鸿宾部联合攻打包头城内的日军，打死打伤日军1000余人，并夺得了大量军用物资。

随后，傅作义部主动撤向绥西的后套，以诱敌深入，以利再战。

包头之役，日军死伤千余，城内辎重尽失。

对此，日军大为恼火。

1940年1月，日军从张家口、太原、大同等处调集三万余军队和伪蒙军6个师，配以汽车、大炮、坦克、飞机，由黑田师团长指挥，大举进攻绥西地区。

面对日军的优势兵力，中国军队采取坚壁清野和运动战的策略与敌周旋。

国军重机枪

当时的部署是：

马鸿宾部骑兵第7师门炳岳部在西山嘴、马七渡口阻击敌军，然后转向黄河右岸，威胁敌军右侧。

马鸿宾部35师及马鸿逵的骑一旅于乌布浪口、乌镇一带设置阵地，阻击后转入狼山，威胁敌军右侧。

傅作义部35军集结五原西北，机动打击敌军。

其他部队选择有利地形，随时扰乱疲惫敌军。

各部均以宁夏为后方基地。

1940年1月30日，日军驻伪蒙的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纠集机械化第26师（中将师团长黑田重德）、骑兵集团军以及德王、李首信、王英的伪蒙军6个师，共4万多人，配有飞机、坦克、装甲车、重炮、各种毒气弹、千余辆汽车，兵分三路向绥西进攻。

日军企图将绥西的抗战部队围歼于五原地区，气焰十分嚣张。

1940年2月1日晨，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乌镇国军阵地。

日军炮兵

之后，日军主力第3路第26机械化师团万余人，分乘780余辆汽车、装甲车、坦克，疯狂向81军35师205团的四意堂阵地、208团的乌布浪口阵地扑来。

双方激战数回合，35师虽然伤亡惨重，但仍固守阵地。

日军久攻不下，便向35师阵地投放毒气弹。

81军虽然事先准备了简易的纱布包锯末的防毒气口罩，但因毒气太浓，轻者流鼻涕、淌眼泪、咳嗽，尚能勉强作战，重者则胸闷、头痛、呕吐，根本无法作战。

35师师长马腾蛟令206团2营增援，但寡不敌众，208团最终失守乌布浪口阵地。

次日拂晓，坚守四意堂阵地的205团与日军展开刺刀战。

205团的官兵刺刀捅弯了，就抱住敌人用牙咬，或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最终，35师因武器低劣、寡不敌众，全线败退至沙漠地带。

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进至临河，与傅作义部35军和宁夏马光宗的骑一旅等部激战6小时后，相继占领临河、五原。

战场上的国军

当时，远在重庆开会的马鸿宾得知81军绥西败退的消息后，立即返回宁夏磴口，组织抢救伤员，迅速调集增援部队，令35师104旅旅长马培清率领部队重返绥西前线，不得再后退一步。

1940年3月，傅作义的第35军成功袭击五原，全歼当地日伪军。

马鸿宾率部将日军诱入沙窝一带，马家骑兵在运动战中与日军不断周旋，迫使日军放弃增援计划，匆匆溃退。

据战后统计，81军35师原有5000余人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千余人，伤2000人，其中冻伤者就达700多人。

后来，在寻找35师阵亡官兵的遗体时发现，有的官兵虽然面目全非、肢体不全，但嘴里仍死死咬着敌人血淋淋的耳朵。

有的官兵虽然伤痕累累，但带血的双手却紧紧抱住敌人不放，仇恨的十指深深抠进敌人的肉里，难以拉开……

悲壮的场面，催人泪下。

1940年5月，当35师重返五原乌布浪口阵地时，当地百姓自发地用极其隆重的安葬仪式，重新埋葬了千余名回汉族英烈的忠骸，并立石碑，流芳千古。

之后，马家军在黄河南岸与伪蒙骑兵大战十余场，一举收复伊克昭盟东北地区，名震天下。

整个绥西会战，马鸿宾和傅作义基本肃清地区日军势力，挫败了日军觊觎西北的企图。

傅作义

相对马鸿宾，马步芳和马鸿逵就消极的多。

马步芳和马鸿逵基本秉承着只要日本不来进犯自己的地盘，绝对不会主动出击的方针。

他们的主力部队基本都留在后方，还借着抗战的名义，积极扩充自己的部队，并趁机敛财。

1937年8月，蒋介石命令马步芳出兵参战，马步芳派出了一个临时组建的骑兵师。

马步芳在原属马步青的骑5军第2旅马禄部和第二团马秉忠部中抽调一部分兵员，又在青南边区警备司令部警1旅、警2旅和各地民团中征集了一部分兵员，加上马步芳自己主力部队100师中的部分老弱病残，组成了一个8000人左右的骑兵师，由马步芳的族叔马彪任师长。

青马在抗战中的功绩和名声，基本都是马彪拼来的。

马彪曾参加过清末的庚子之役，在北京正阳门、廊坊等地抗击过八国联军，是正儿八经和日本有国仇家恨的。

相比马步芳，马彪的抗张热情要高涨很多。

马彪

1937年9月，国民党军委会颁布命令，这支骑兵部队的番号定为暂编骑兵第1师，正式任命马彪为师长。

由于暂编骑兵第1师的武器过于简陋，军政部和第八战区还为其配发了66挺苏联DP-27转盘式机枪、16挺马克沁重机枪、1000支中正式步枪和300支捷克式步枪。

这支骑兵师的官兵多为回族人，他们普遍不抽烟、不饮酒、不赌博。

在他们看来，这些都是恶魔，故当远离。

因此，官兵们的身体相对健壮。

回族人有习武的习俗，也是马家军必不可少的训练项目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马家军的战斗力。

暂编骑兵第1师在西宁接受检阅后，在民众的欢送下开往陕西。

临行前，马彪豪言：

“恨不得马踏倭鬼，给我已死先烈雪仇，与后辈争光”。

马家军

1937年9月，骑1师开赴陕西，驻防临潼，保卫陇海铁路安全。

期间，马彪率部渡过黄河，奇袭山西运城，将由日本浪人和汉奸参加并操纵的“白莲教”教徒千人一举歼灭。

1938年6月，骑1师奉命调往贾河流域黄泛区沿岸的扶沟、西华、商水一带驻防，师部驻周家口镇。

此时的马家军内部，出现了勾结伪军叛逃的情况。

马彪所部副连长马元林勾结伪军，暗杀营长，胁迫部分士兵投敌，引伪军千余人深夜偷渡，侵占六七个村。

马彪闻讯，果断率部冒雪出击，活捉马元林，全歼所有伪军，收复了被日伪占领的村寨。

防区各县的老百姓纷纷箪食壶浆，犒劳慰问部队官兵，还赠给马彪一面万民伞，以表达民众对这些抗日将士的崇敬之情。

1939年春，骑1师调至周口至界首一带，负责防御淮阳一线的日军。

1939年8月10日，盘踞在淮阳城的日军向南侵犯，淮阳城兵力空虚。

马彪得到消息后，命令马秉忠率二旅立刻围攻淮阳城，一旅、三旅做侧应。

骑1师激战一夜，阵亡官兵300多名，最终攻占淮阳西关。

日军退进淮阳内城继续抵抗，城外，日军由开封调集来大量援兵，在大炮、坦克的支持下大举反扑。

骑1师腹背受敌，断杀惨烈。

二旅旅长马秉忠甩掉军服，率部持刀与敌肉搏，不幸中弹捐躯。

马秉忠在出征前曾对妻儿老小说：

“吾今以身许国家，不赶走日寇，誓不返里，汝等勿念！”

马彪见状，亲临战斗一线指挥，三进三出淮阳城，双方伤亡惨重。

随后，马彪撤出城外，向增援日军发起突袭，迫使日军后退10里外调整。

马彪

不久，后退日军开始反击，向骑兵1师施放毒气弹，数百名骑兵顷刻间倒在毒烟之中。

马彪即令部队后撤，增援日军乘机攻入淮阳城内。

淮阳一战，骑1师俘虏日军20多人，击毙日军800多人、伪军1000余人，缴获机枪130挺、迫击炮3门。

骑1师将士阵亡200余人，损失战马1000余匹，被俘战士30多人。

之后，集结到淮阳的日军，扑向骑1师的驻地，企图消灭这支部队，进而占领豫皖边区。

马彪急电与其早有联系的新四军彭雪枫部，对日军展开南北夹击，日军尸横遍野，退守淮阳，占领豫皖边区的企图破灭。

此战中，500多日军骑兵被斩于马下，这是日军骑兵侵华以来最大的损失。

日军恼羞成怒，抽调重兵扑向骑1师。

马彪多次组织部队进行反共，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没有成功。

紧急情况下，马彪决定带领骑1师主力撤离战场，留下100多名骑1师官兵掩护主力撤退。

留下的官兵拼死御敌，一直战至弹尽粮绝。

最后，仅存的十多名骑1师官兵集体纵马跳河，宁死不降。

此战之后，日军面对骑1师诚惶诚恐，称其为“魔鬼”、“马回子军”或“马胡子军”，叫嚣着要与骑1师“决战”，并誓言要将骑1师“彻底消灭”。

日军将领冈村宁次在其作战记录中，将与骑1师之战写为“恶战马彪”，骁勇善战的马彪骑兵师让冈村宁次颇感头疼。

此后，战区对骑兵师进行整编，骑1师番号改为中央陆军骑兵第8师，驻防蒙城，三个旅分别驻扎在板桥集、河集、王市集。

1940年11月17日，骑8师被日军独立十三师团和二十一师团围困。

在顽强抵抗七天七夜后，终因寡不敌众，骑8师伤亡惨重，仅2000余人突破重围。

其中，800余名伤兵与部队失去联系，沿路乞讨返回西北。

尽管在马彪出师之初，马步芳就曾一再叮咛他要“服从命令，相机应变”。

但是骑1师官兵在师长马彪的率领下，不畏牺牲，频频与日军作战，屡创佳绩。

马彪率领的骑1师在战场上的优秀表现，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。

他决定，将马彪升任为陆军骑兵第二军副军长兼骑1师师长。

没想到，委任状还在途中，听到消息的马步芳却起了疑心。

他担心马彪把骑1师带走“弄丢”了，他也担心老蒋玩花样，把这支部队改姓了“蒋”。

马步芳甚至想将这支部队解散，以免骑1师被马彪带走，或者落入老蒋之手。

于是，马步芳上下斡旋。

最终，马彪被调到国民党军委会，担任有职无权的中将参议。

随即，马步芳任命自己特别信任的堂兄接任骑1师师长一职，将这支部队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。

马步芳

后来，马彪出任河南漯河市警备司令。

在此期间，马彪连遭不幸。

他的长子在武汉受训时中暑身亡，其副官擦枪时走火，次子又中弹身亡。

马彪心灰意冷、不胜哀伤。

解放战争期间，马步芳千方百计排挤马彪。

此事受到舆论的关注，在一片谴责声中，马步芳这才把他的堂叔马彪“请”回了青海。

回到西宁后，官场失意又连丧两子的马彪精神抑郁、郁郁寡欢，终日在灯红酒绿中消磨残年。

1948年，马彪死于一次突发的车祸。

马彪的骑兵师自离开青海、东进抗日以来，在八年间转战于苏、鲁、豫、皖边区，大战十多起，小战百余次，官兵伤亡近万人，共歼灭日、伪军12000余人。

在防区内，未丢失国土一寸，为争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。

1939年春，马禄的骑兵第2师成为青海第二支出省抗战的马家军。

马禄奉命率部驻扎陕西同官（今铜川市），以限制八路军的行动。

但马禄本人积极表示支持抗日，主动写信给延安，言明对八路军并无敌意，愿与八路军携手团结抗日。

为此，毛主席还亲自题写“抗日英雄”锦旗一面，赠送马禄，表示八路军愿意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，共同抵御敌人。

虽说马步芳的表现绝难撑得起抗日英雄，但青海马家军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，也是值得后人称赞的。

抗战期间，作为封疆大吏，马鸿逵只派出2个骑兵旅和1个步兵旅参战。

他有个众人皆知的外号“滑马”，可见其为人奸诈狡猾。

抗战初期，由于跟着傅作义和马鸿宾，基本的作战马鸿逵都参与，而且表现不错。

但是后来，马鸿逵将自己的圆滑发挥的淋漓尽致，没少坑傅作义。

马鸿逵

1938年5月，因绥远防务空虚，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。

当时在绥远、包头一带抗日的中国军队，除了傅作义的绥远游击队外，就是一些杂牌军。

抗战爆发后，蒋介石把甘、宁、青化为第八战区，任命朱绍良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，傅作义、马鸿逵为副司令长官。

同时，傅作义还兼任第十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，并授马鸿逵陆军上将衔。

马鸿逵的第15路军和马鸿宾的第35师被国民党中央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，马鸿逵为总司令，马鸿宾为副司令，归属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。

当时傅作义退守山西，绥西的防务主要由宁夏的马鸿逵、马鸿宾部负责。

马鸿逵的骑兵第二旅（旅长马义忠）和步兵警备第二旅（旅长马得贵），在中将旅长马光宗的率领下，归马鸿宾指挥，开往绥西前线，参加抗日。

马鸿逵

1938年7月，马义忠率骑二旅经三小时激战，摧毁了伪军李首信、王英部驻守在临河县察汗格尔庙的据点，受到傅作义的通令嘉奖。

1939年夏秋之交，日军千余人从包头乘坦克、装甲车、汽车向81军35师205团、206团的五原县乌拉脑包阵地进攻。

马光宗部在81军参谋长马惇靖、35师师长马腾蛟的指挥下，与日军刺刀见红。

傅作义收复临河、五原失地后，便率35军从山西的河曲移驻绥西陕坝。

马鸿逵惟恐日军占领河套后继续进攻宁夏，危及到他本人的利益，便不顾傅作义35军的处境危险，命令骑兵第二旅沿西山向石嘴山撤退。

命令警备第二旅沿黄河向南撤退，一直撤至磴口、三盛公一带，随后又撤到石嘴山。

马鸿逵部撤回后，马鸿宾部继续与日军作战。

1942年春，马鸿宾部奉命从伊克昭盟撤回宁夏中宁及固原地区整训。

西北三马

此后，马鸿逵便消极抗战。

1942年，蒋介石偕陈诚、朱绍良等来宁夏，召集八战区高级军官在宁夏省城开会。

傅作义及绥西各军、师长均参加，马鸿逵部团长以上的军官也列席。

蒋介石名为布置抗日军事，实为布置反共。

马鸿逵的主力部队反共重于抗战，为了逢迎蒋介石，马鸿逵力表自己12年来封锁边区的功绩。

总的来说，西北马家军于抗战，有功，且有大功。

马鸿宾，算得上抗日英雄。

但马步芳和马鸿逵，绝对算不上真正的抗日英雄。

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奋不顾身的那种豪情，在他们身上没有得到任何体现。

而历史的投机，却又成了他们的惯用手段。